青铜卮是一类很特殊的酒器，它初现于春秋早期，而其时正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处于低谷的时期；它初现于山东地区，一反主要青铜器类首先产生于王畿的规律；它来自边地，然而发展迅速，很快进驻中原腹地，且遍及大江南北。原因何在?
01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海岱地区农业并不发达，但畜牧业和连带的制皮业比较发达，导致跟皮质容器有关的铜卮出现。其次，两周之际正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由于山东地区的地理位置，在文化上易于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而铜卮本身是东夷文化的产物，它是东夷人在青铜容器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文化的特点而形成的。再次，出土早期铜卮最多的莒国，在东夷诸国中国力最强，除了与北部的齐、鲁等国交往密切外，与南方地区的陈国、黄国，中原地区的晋国等国都有密切往来。就目前的资料来看，铜卮也是在此时首先由山东地区传人河南南部的陈国、黄国一带的。随后，铜卮继续往西部、北部、南部传播。北达北京延庆军都山一带，西抵甘肃张掖，南至湖南湘潭。
02从商周饮酒器的发展脉络来看青铜卮产生的必然性
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有爵、斝、盉、觚。其中只有觚是饮酒器，所以早期的觚尺寸都比较小。我们在《中国古代青铜酒器类演变的差异性研究一从青铜斝谈起》一文中，在《商周青铜觚研究》的基础上收集出土青铜觚的通高数据，制作表0-1。
由表0-1可见，在商代早期后段即二里冈上层文化期，出土的铜觚数量较少，而且多半是小型觚，通高在20厘米以下。 到了第二期即二里冈上层向殷墟过渡期和殷墟一期， 大致相当于商代中期，高度有了提升，20厘米以上的青铜觚占多数，而且开始变得厚重，纹饰也开始复杂起来。第三期第一阶段即殷墟二期的青铜觚在向高大型发展。此期已没有20厘米以下的小型觚，20~29厘米的中型觚有51件，数量大大超过商代中期，而且其中大多数觚的高度在25厘米以上，特别是出现了30厘米以上的高体觚。第三期第二阶段即殷墟三期的觚体量超过殷墟二期，虽然20~29厘米的青铜觚要少于殷墟二期，但是30厘米以上的青铜觚有19件。通高超过30厘米的青铜觚总共22件，殷墟三期就拥有19件， 占到绝大多数。到了商未更有体量最大的觚——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的亚醜方觚，高达43.3厘米，重7.54千克， 称得上“觚王”。这样重的觚，自然无法提举，不能作为饮酒器，而只能是盛酒器了。所以到了商代末年，觚并不适合饮用，青铜觚的原始功用退化，必然会被其他与其功能相近的酒器所取代。
青铜觯出现在商代晚期盘庚迁殷之后，取代觚的正是体量比它小的觯。从西周中期开始，饮酒器如觚、觯等逐渐消亡。酒器中只有壶、罍沿用时间长，但壶、罍等酒器，形体大，不适宜做饮酒器，这就需要一种小型饮酒器与之相配，于是饮壶与杯应运而生。饮壶虽在西周中期替代了觯，但饮壶毕竟是昙花一现，西周晚期很快就消失。饮壶的数量非常少，不足以取代觯，因此除了饮壶，还有青铜杯，当然数量也不多。
到了春秋早期，铜卮出现了，它体量较小，侈口、束颈，腹部饰环耳，更利于饮酒，在形制上正合适与壶、罍等大型盛酒器相配，故而铜卮能够迅速崛起并繁盛起来。青铜卮在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方面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如《青铜卮卷》所言卮在初现时就单独随葬，这种现象和爵在二里头墓葬中初现时以及在商代墓葬中单独出土一样，显示卮在小型墓葬中很流行，说明卮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另一个是青铜卮行用的层次多，无论大中小型墓葬都有它的存在。西周墓葬出土饮酒器以觚、觯为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觚先消失，觯的数量也逐渐减少。春秋早期是过渡期， 觯很少，且以明器形式出现，同时卮开始登场。由此可见，饮酒器井未消失，而是由卮来替代。春秋中晚期大部分墓葬出土卮。战国早期以后，卮的数量减少，取代者是青铜杯。
需要说用的是，当卮与壶相配置时，通常出现在中型及其以上的墓葬中，这是因为壶的地位较高。而当卮作为唯一的酒器单独在墓葬中出现时，墓葬的规格通常没有那么高。正因为卮既可以与壶相配置出现在较大的墓葬中，又可以单独出现在较小的墓葬中，所以卮可以在不同级别的墓葬中出土，这使得它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流行。这是卮能跨越五六百年，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理出一条饮酒器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觚(商代早期至西周早期)——觯(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饮壶、 杯(西周中晚期)——卮(春秋早期至汉代)。可以这样理解：饮酒器的总的名称是杯，觚、觯、饮壶不过是杯的别名，是适应不同时代要求的产物。从最初的陶杯到西汉的耳杯，是从实用又回归到实用的一个过程。觚、觯、饮壶、卮则是这个发展过程中杯被礼制化的种种产物。
03从东周的时代特点来看新器种产生和发展模式的变化
如本文开始所言，为什么青铜卮出现在青铜器发展相对缓慢的阶段，而且没有首先发轫于王畿地区?我们的推测是东周时期的文化氛围不同于商和西周，导致青铜器新器类产生和发展的模式发生了改变。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同时来看看与青铜卮相似的另一个器种——青铜鍪。
首先，青铜卮和青铜鍪这两类器开始出现时都属于地方性器类。
如前所言，青铜卮最先出现在山东莒县西大庄墓地，而青铜鍪原本出自巴蜀地区，对此，学界也没有疑问。在商与西周时期，商王室与周王室对天下有相当的掌控力，都城所在之处也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然成为重要礼器器类的诞生地。东周时期，天下纷争，周王室地位一落千丈，诸侯国各自为政，已经无所谓中心。相比而言，春秋时期的山东和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经济发展形势较好，有产生新礼器器类的条件。
自史前社会以来，山东就与中原密不可分。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从德州到潍坊的大片地区属于夏朝的势力范围。到了商朝晚期，最著名的战争就是帝辛“征夷方”，地点多在山东。进入西周，由于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如齐、鲁、滕都在山东，加快了不同文化的融合，至此东夷文化完全融汇到西周文化里了。这样作为东夷文化特征的青铜卮自然很容易为处在山东的包括姬姓贵族在内的其他部族所吸纳。
其次，器种主人的族属都不是华夏族。
如前所言，青铜卮是东夷文化的产物，青铜鍪是巴蜀文化的产物。东周时期是各民族大发展和大融合的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受到华夏族的巨大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因此有能力制造新器类。青铜卮和青铜鍪首先从所谓四夷中产生就不难理解了。
再次，要关注的是东周时期礼器向实用器转变的大趋势。
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展轨迹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最早的青铜器，均为兵器、工具、装饰品之类，都是实用器。进人文明社会以后，青铜器被赋于礼制文化的意义。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器是当时精神信仰的集中体现，又是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物化。春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青铜器渐渐失去往昔至尊的地位，向日用器物转化，又回归为实用器。前面谈到青铜卮的发展脉络，从早期实用的酒杯，变成礼制载体的青铜觚、觯、卮，到了战国晚期青铜卮又开始向实用回归，秦汉的耳杯就是其结果。
从形制来看，青铜卮与青铜鍪有相似之处。两者体量都不大，都在腹的两侧设置单耳或双耳。虽然青铜卮的装饰要好于青铜鍪，但与其他礼器相比还是比较简单。这显然与它们的实用性有关。尤其是青铜鍪，其下腹部和底部有烟炱痕迹，说明它是实用器物。而其实用性正是铜鍪大有作为的地方。战国早期铜鍪刚刚产生，只流行在巴蜀地区；战国中晚期，随着秦灭巴蜀，铜鍪进人关中；随后在秦灭东方六国的过程中，铜鍪逐渐向各地扩散。
本文由王蕾 摘编自 齐耐心、孙战伟 著《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卮卷》之“代序”。内容有删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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