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中潜藏的，是一部曲折的中国史。
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普通话是如今的民族共同语，然而，对于说着粤语、客家话、闽方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等六大方言体系的南方中国人来说，普通话却显得如此陌生；而对于北方民众而言，这些南方方言也有如“鸟语”一般，根本听不懂。
但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作为一门异族入侵色彩严重的语言，普通话本非纯粹的汉话，而南方的这些“鸟语”，才是我们的祖先，所真正说着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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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60年，晋国召集北方诸侯商议如何讨伐楚国。
然而此时楚国强大，刚刚挫败了晋国的盟国吴国，国力日趋衰弱的北方盟主晋国，对于自己无力率众伐楚的外强中干感到恼怒，但又需要找到发泄点，于是，晋国大臣范宣子将焦点对准了北方姜戎的首领驹支，指责是戎人在搞破坏挑拨北方诸侯，以致南征楚国出现分裂。
作为与中原华夏族先民语言不通的戎人首领，此时驹支却不卑不亢，并当场朗诵了一首《诗经·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戎狄言语向来与华夏不通，驹支却能朗诵《诗经》，并且亲自与各诸侯国君臣公开辩论，这就涉及到一个语言问题，即驹支说的，究竟是什么语言，能让自身也是说着各种方言的各诸侯国人一听就懂？
难道，先秦时期的远古中国人，已经说着一门类似今天普通话一样的民族共同语了？
对此，《论语》中给出了答案。
《论语》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孔子在诵读《诗经》、《尚书》和主持典礼的时候，都说的是“雅言”——而雅言，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民族共同语。
对于门下弟子三千的孔子来说，如何与来自各个诸侯国的弟子们沟通，以及在游历诸国时向各国国君推广自己的思想，只能是通过一门远古时期的华夏族共同语——“雅言”来进行交流。
▲雍正强令福建人、广东人学习官话，推动了满族式汉语的广泛传播。
在雍正看来，推行作为共通语的官话，是构建大一统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满汉民族斗争的语境下，语言也成了民族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对此，太平天国运动时期（1851-1864），作为广东客家人出身、说着一口古老汉族雅音——客家话的洪秀全，就指斥满清推行满族式汉语“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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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族语言融合的潮流逐渐成型，到了19世纪，随着德意志、意大利等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从德国到意大利，再到日本，都在努力建构一种民族共同语。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学政，发现日本已经在全国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吴汝纶深受启发，回国后就提出希望以北京话统一全国语言，并定名为“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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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汝纶提出这个想法以前，清朝的“国语”一直是满语，所以吴汝纶的建议也遭到了强大阻力，但鉴于时代风雨欲来的不利局面，为了构建统一性帝国，1909年，清朝正式下令将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改名为“国语”，但还没来得在全国范围内实施，1912年，清朝就正式灭亡。
尽管从元朝定都北京以来，北京话的雏形大都语就已开始出现，但随后历经明清两代的变迁，北京官话也融合了南音和北音以及满语、蒙古语、回语等诸多语言特征，对于清末时期未能完成的国语统一运动，民国政府也接棒进行了努力。
1913年，民国政府召开“读音统一会”，准备确定“国音”的标准，会议期间，有代表提出，作为深受蒙古语、满语和回语影响的语言，北京话虽然是汉语的一个分支，但是北京话在被少数民族语言侵蚀后，古汉语中的全浊音和入声等发音都消失了，最终会议投票决定，在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老官话中，杂糅进古汉语的入声和尖团音等发音，以此来解决北京话无法押韵古诗词、与古汉语相去甚远等问题，这也就是著名的“老国音”。
但作为现实中没有人使用的语言，按照古汉语标准设定的“老国音”没有实际语境，人们根本无法自然的说出口来，这就使得1913年通过的这门“老国音”成了一门“死语言”，尽管如此，由于取消入声会打乱中国传统诗词的格律和降低古文的节奏感，主张在国语中保留入声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但作为反方，反对者则主张应该尊重现实，使用实际有人使用的北京话作为新国音。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白话文的广泛兴起，传统诗文逐步失去了过去独霸文坛的地位，在此情况下，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放弃“老国音”，改为以北京语音作为“国音”的标准，这也就是“新国音”的由来。
此后从1924年至1949年，除了1937-1945全面抗战期间“新国语”推广受到影响外，其他时间，“新国语”都在国内广泛推广开来。
1924年，学者洪业回到福州四处讲学，他当时就惊奇地发现，“各校学生都会讲国语，使他非常诧异，仅仅十年之前，他还是全校师生中唯一会讲官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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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国语改革运动继续推进，1955年，就采取什么方言作为国语的基础，教育部主持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当时，各地代表通过投票方式，以决定从全国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新国语的基础。
据业内盛传，最终经过投票，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话（以西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获51票，名列第二；第三名是吴语（以吴语为基础方言，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获46票；粤语（以粤语为基础方言，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获25票，名列第四。
最终，排名第一的北京官话被选定为新国语的标准语。
考虑到民族共通融合问题，大会还决定将“国语”改名为“普通话”，对此时任教育部长张奚若表示：
“为了突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
至此，历经数十年从清朝末年延宕至民国，乃至新中国的多番讨论和改革，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终于正式成型，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将普通话正式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至此，一个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失去了古汉语的入声、全浊音等发音特征的当代版“普通话”终于正式成型，尽管与古代汉族先民的语言和发音相去甚远，并受到诸多少数民族语言的深刻改造影响，但在中华大地上，一门广泛的汉民族共同语终于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发芽起来。
对此，当年听不懂福建人和广东人说话的雍正帝，不知作何感想？
而在蒙古人入侵前，说着古代汉族雅音的老祖先们，假如泉下有知，面对他们听不懂的“普通话”时，又不知该作何感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